燎原：新世纪诗歌及相关问题辨析

时间：2023-08-20 17:11:26 来源: 个人图书馆-置身于宁静

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已经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说它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者有之，说它江河日下的声调似乎更高。在我看来，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至少应有两个前提：其一是确立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系，只有把它置入这个参照系中来考量，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然就是信口开河。其二是对该事物基本信息的全面把握，否则，仅以自己看到的某一点或某个方面做出全称判断，只能得出盲人摸象式的结论。这两个前提，将是我谈论问题的基础。

一

(相关资料图)

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其生态系统的空前活跃。2000年以降，由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主办的大大小小的诗歌节纷至沓来。有人曾为此做过一个统计，仅2015年，就有在河南举行的“杜甫国际诗歌节”、“神农山诗会”、“两岸三地端午诗会”、“三苏诗会”，在武汉举行的“武汉·南宁诗歌双城会”、“武汉诗歌节”，在云南举行的第九届“天问诗歌艺术节”，在西安举行的“中国青年诗歌艺术节”，在内蒙古举行的“女子诗会”，以及江苏的“三月三诗会”，浙江的“太湖诗会”，海南的“两岸诗会”，福建的“闽南诗歌节”，每年一度的“秦皇岛海子诗歌艺术节”，两年一度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中国（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节”等等。而根据我的信息，这其实只是一个局部性的统计。

其次，是诗歌奖的广泛设立以及奖金的高额化。也是2015年，仅我所知道的诗歌奖，就有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中心的第二届“海子诗歌奖”、四川绵阳的“李白诗歌奖”，以及“陈子昂诗歌奖”、“刘伯温诗歌奖”、“骆宾王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阮章竞诗歌奖”、“红高粱诗歌奖”、“中国桂冠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由企业冠名的“茅台杯诗歌奖”等等。2009年，由武汉某基金会设立的“闻一多诗歌奖”，以10万元的大奖开创了中国诗歌高额奖金的先河，到了2015年，绵阳的“李白诗歌奖”则以主奖50万元创下了新的纪录。

本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诗歌网站、诗歌论坛、诗歌博客这种诗歌传播形式的不断丰富，诗歌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随后以手机为载体的各种诗歌微信群，更是每天都在推出难以计数的诗歌新作、诗歌选萃、诗歌评论、诗歌朗诵视频、诗歌活动信息。

各种平台的诗歌朗诵，似乎一夜之间风靡了大江南。2016“首届华语诗歌春节联欢晚会”，则是一次集中呈现。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为主会场，以重庆、上海、青岛、西宁、成都等30余座城市为分会场的这届“诗歌春晚”，既开创了当代诗歌新的传播形式和途径，也显示出诗歌的触角之于社会的广泛延伸。

以上的这一切，就是诗歌在本世纪的基本境况和事实，对于其中的某些现象，大家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那些富于实质的诗歌活动与传播，却至少是诗歌之于社会需求的一种呼应。进一步地说，相对于长期以来与社会脱节的责难，诗歌正在与公众建立新的联系。并且，这并不是彼此迁就的结果，而是在一个相互提升的平台上，所达成的传输对应。

面对以上事实，所谓当下诗歌已被彻底边缘化和江河日下的说法，不知出自什么样的考核系统和标准？

二

关于本世纪的诗歌，我在多年前表达过一个谨慎的判断：它是诗歌史上最正常的时期。现在我想进一步表达的是，它还是艺术形态最丰富的时期。所谓最正常的时期，是基于社会形态从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模式转入经济建设的常态模式后，诗歌作为运动工具的强行指令逐渐终结，诗人们依据自己内心向度和艺术理念的写作，终而使诗坛呈现出多元化的活跃格局。由彼到此似乎只是小小的一步，但相对于工具化时代诗坛的刀光剑影，当时近乎一代诗人的因诗罹祸，这一步实在等于跨越了一道天堑。所谓艺术形态最丰富的时期，是指历经对198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成果的消化，以及新的艺术资源的不断摄入，一代诗人的写作理念与写作手段已经全面刷新并深度展开。

从文本建设的角度上说，1980年代最重要的诗歌成果，是以“朦胧诗”和“第三代”为代表的先锋诗歌。在除旧布新的时代背景中，率先兴起的朦胧诗以对于世界现代思想艺术资源的引入，冲破诗歌的工具化桎梏，进而以与旧有意识形态和艺术形态相对抗的文本，实现了当代诗歌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启蒙。而继起的第三代诗歌，则更多地呈现为一场语言革命，它在致力于诗歌文本的多样性实验，以及诗歌之于当下经验的对接中，以直接、鲜活、乃至狂欢性的语言冲击波，瓦解了僵硬、高调的意识形态语言系统。这两种写作，因在既有禁区中叛逆性的挺进，而被称作先锋性写作，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启动了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转型。到了本世纪之初，先锋诗歌的概念已逐渐为现代诗歌所取代，因为由它所代表的先锋性，至此已经常态化。而这个现代诗歌，并不是文学史上现代与当代的时段划分概念，它最初的内涵，是指当代诗歌中突破了旧有模式的“现代主义”诗歌，亦即纳入了世界现代主义哲学艺术元素的前沿性诗歌——这正是先锋诗歌开创出的时段；它在今天的概念，则是在对世界文化艺术潮流的汇入中，中国诗人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与当下问题，与这一潮流的齐头并进——这是当今的诗人们正在干的事情。

在长期封闭的诗坛，先锋诗歌以必须具有的叛逆性和极端性，开创了当代诗歌新的走向。开创性的事业因着逆风扬旗的激越色彩，当然更易被历史所铭记。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它响亮的、也是粗线条地干完了奠基性的大活后，便注定了此后的诗歌，必然以沉潜性的深化形态来展开。其性状，正如呼啸的海浪与无声的涌流，而涌流，则是一种内在的、整体性的、更富能量张力的力量——这便是本时代诗歌的本质特征。只有将它置放在上述参照系中，我们才能更清楚的看清这一点。

三

的确，上个时代的诗歌干的都是大活。其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诗人的角色体认中，习惯性的“大我”情结，诗人在写作中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民族、历史、真理在说话。且无论作品的篇幅大小，大都冲动着警世启蒙的主题指向。诸如以艾青为代表的“归来者群”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批判反思，朦胧诗群之于现实的冷峻质疑等等自不必说，随后兴起的文化史诗写作，通过寻求民族文化之根对于当代的启示，以文本形态上“形而上”的高蹈，结构出充满玄想、叩问终极的诗歌巨制。

而恰恰是这些“大”，吊高了公众对于诗歌的想象。进而使之将“文革”前那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宏大抒情，“文革”后批判反思的鸿篇巨制，混乱地捆绑在了一起，然后把这种想象推向极致：诗歌必须指向家国天下，指向灵魂和终极；诗人必须是时代与民族的代言人，进而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没错儿，这还是我国教科书上的经典标准，但若真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在浩瀚的中国诗人序列中，大约除了屈原之外无人能够达标，连李白也不能。然而，它却成了舆论界要求当今诗歌的天条。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所谓的“大我”叙事，更多地表现为运动型时代留给诗歌的一笔负资产，因为它使许多缺乏基本思考能力的写作者，一进入诗歌却立时变成了真理的代言人，并能像模像样地完成一首自我感动的作品。这意味着在这一写作系统内部，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包括了基调模式和通用词汇表在内的程序支持系统，只要进入这一程序，便能批量生产。而这种写作之所以能形成超强磁场并一元独大，还在于它由不可置疑的正确性和神圣性所定义的评价支持系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进入殿堂的写作，才能产生殿堂级的作品。它最终所助长的，是写作者人格与角色的严重分离——诗歌中的他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那套神圣的程序语言在说话。并且，那种言不由衷而又冠冕堂皇的言说模式，已经泛滥为一种社会流弊。

本时代的诗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调整并确立了自己的姿态。其本质特征，便是诗人角色的个人化、常规化。也因此，它不再是那种正确的写作，神圣的写作，而是充满了问题的写作。因为一个诗人无论书写什么，他都代表他自己，都是依据自己在本时代的生存位置、关注焦点、心理诉求，言说自己的感受和问题。但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无论其诗作是通向辽阔深远，还是心灵意绪的瞬间曝光，都源自切肤的个人感受。由于这种感受的不可假借，又决定了作品精神形态的空前丰富性。与此相应的，是诗人艺术想象力的全面激活，涌现在诸多诗人笔下那些前所未有的艺术方式，往往使之获具了更为惊人的效果。

“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这是祁国的《自白》一诗，若干年过去了，这首短制仍让我过目难忘。它对那种“理想大厦”的解构固然重要，但如此匪夷所思的荒诞意念和解构方式，则更为让人惊奇。

也是同一个祁国，还有一首基调大相径庭的《祭父》：“我拿起电话/没拨任何号码/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全诗只有这么平淡的三行，却是一位心头有大沧桑并持有特殊手段者才能抵达的深度书写。作者起初似是因心头郁闷而拿起了电话，却又一时不知该找谁排解，随下意识地想起了父亲，但还没等到拨号，就意识到这一想法的徒劳，接下来，随着一声爸爸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便是独自一人的以掌遮泪。是的，就这么平淡的三行，却将平素看似没心没肺，但又心怀至深情感的一种当代人生形态，表现得刻骨铭心。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私人经验，唯因如此，才有了极致的情感体认。但给人触动同样深刻的，是这首诗作背后的思维革命，其完全打破常规思维后所独创的，只从毫末事物中提取诗意的、带有刁钻的荒诞感的，这一自成系统的艺术方式，使他的写作总能呈现惊人的意外。

四

诚如前边所言，本世纪诗歌的总体特征，就是写作形态的空前丰富性。当习惯于热点聚集的舆论界因此无焦可聚，而将此称之为乱象丛生时，诗人们早已在各自的向度中走向纵深。

在此我首先想到了诗人马行，那些关于大漠荒原上石油勘探者的诗歌，这是曾经盛极一时，此后又近乎绝迹了的题材。当年的这类诗作，大都是由来自采风团队的歌者们，以第一人称代言性的书写，并围绕预设的赞美主题，固化为一种关于艰苦生活、奉献情怀、自我豪迈感的书写模式。其刚性的大我形象固然高大，却很难通达常规的人情人性。而作为曾经的勘探队员且至今一直出入其中的马行，于此所呈现的则是这一族群中一位小伙子的形象。因此，作品中无论是关于旷野大荒的感受，还是勘探者族群沉重的生存、粗犷的生存、富有喜剧感的生存，都排除了那种臆造的夸张，并以鲜明的本时代的视角和方式，呈现出其中的丰富、微妙和鲜活。比如：

“更多时候/天边就在眼前/我想飞/想甩掉勘探队，想把天边抓在手//可它，却仿佛一个梦/又仿佛橡皮筋/我向前一步，它就退后/一步”

我之所以对这一写作感受特别深刻，是要籍此说明，本时代的诗歌同样具有这种“一线建设者”的广阔题材空间，以及一种新的理念方式，激活一个沉睡题材的能量。

但当你的想象钉在这样的写作坐标系上时，余秀华的出现便显得不可思议。的确，对于当代诗坛，从乡野蒿莱间崛起的余秀花仿佛一个奇迹。她在荒芜的生存和桀骜不驯的写作中，被偶然的机遇所选中，随之底气十足地接住了这个机遇。进而以绝不接受驯化的写作天赋、不吝对时尚趣味的冒犯，坚持了蓬勃的野生品质。她以放肆而率性的方式，言说刻骨的生命疼痛；以对于世俗挑衅性的刻薄，释放压抑而微茫的爱的渴望。当她自带系统般的，以涩辣犀利的文本在争议的潮水中水落石出，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她的写作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本时代早已展开的一条粗大脉络中，潜行已久的强势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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